南国，再见南国

告诉我，这一切不是真的。

再舍不得读完的书，也有最后一页。老舍的《离婚》，六月底开始读，正是身体开始消瘦的时候，整夜整夜的失眠，没有食欲。老舍说，这是生命呢，还是向生命致歉来了呢？一句话在心间萦绕了很多天，我知道我得和自己谈谈，但是她和她都静不下心来。直到有一天，一个兄长在机房看见我灰白没有血色的脸：明天叫上XX和XX，我带你去补一补。

那一夜，倾盆大雨。晚到的男孩失恋，刚和女友处理完各自住所的家什，一落座便哭得像个泪人儿，完全打破了我们先前的沉郁。我哭不出来，没有一滴泪，但从心底里感谢，坐在对面的，在我茫茫然不知所往的时刻，为我拨开云雾照见生命底色的兄长。十几年前的的一个冬夜，我和欣去彭州师院看一个吉协的师姐，我们三个躺在师姐的单身宿舍里，于黑暗冷峭的夜色中，师姐对欣说：“欣儿啊，人活着光有坚强怕是不够的，还要勇敢。”勇敢地放手，勇敢地相信自己，勇敢地承认人生越来越多的缺憾，勇敢地去做出选择，难吗？难，所以人生才带劲儿。

这三个月间，去西藏出差、日常工作的负荷接近极限、住院出院，由夏入秋，我被迫停下来歇息，又被迫一点点化解休息的焦虑，好像一个急刹车，轮子已经立住，而心魂的惯性还前行了好远，我等等她。今天早上，《离婚》最后一页读完。故事里的人物，谁也没有离婚，欲离婚而不得，小公务员求生活的诗意而不得：日子呵，敷衍，敷衍，到底还是敷衍？

老李无限挫败的人生，既苦且酸，无从舒展，老舍温柔敦厚，字字浓如白酒，甘冽至肺，却从来不动声色。从乡下接进北京城来的李太太，不是女大学生，又不放心老李和隔壁东屋漂亮有韵致的马婶儿。在财政所做事的老李，百无聊赖地当着差为供太太和一儿一女，苦闷于衙门的压抑、可笑和家庭的琐碎、现实。这一回，同事老张的儿子因疑为共产党被抓紧大牢，八面玲珑的张大哥一夜白头，老李决定出头请人品极差门路极广的小赵救助。小赵妒恨老李清高的姿态设圈套答应帮忙，但是又暗中散布谣言搅乱老李在单位和家中的名声，藏私房钱心怀不轨云云。恰逢此时，老李又鬼使神差劝同事的太太和同事离婚。桩桩件件真真假假的事情，李太太的脑子确乎已经不够用了，“男人哪有老实的！”“小赵也该！但也得和马少奶奶恢复邦交，这样老李也不好意思再…”李太太把乡下的逻辑咂摸了一个透，当着丈夫的面，拿着给女儿裁好的一条裤子：“我求马婶儿给做做去，她会做活，手巧着呢。”

老舍写道：“老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等太太出了屋门，他笑了笑，这也是位女侠。把人生当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

这就是老舍，生命的香醇流经唇齿，常留心间，生命的荒诞化作酒精，顷刻挥发。

老舍也特别爱写西直门外的风景，民国年代，那里就是郊区或者乡下了。下一次大雨，城里走上一圈，都会裹一身的泥花儿，天晴后，四合院墙头的喇叭花，四处低飞的蜻蜓，街上利落轻松的行人，以及胶皮变得鼓胀的洋车胎，都是我所不曾见过的北京，永远不会再有的北平。老李来自乡下，一下雨自然想起雨后农家的光景，“有的地方很脏，有的地方很美，雨后到日落的时候，在田边一伸手就可以捏着个蜻蜓。”舒先生寥寥几笔，十二分引起我的共鸣。你知道的，读书读到深以为然之处，幸福得想尖叫，而安静或深夜之时，大概只能起身踱步，假装上厕所、喝水，对着空气“面带微笑、闭目养神”。

读一本书的过程，完成了和自己的交谈，我无法尽述其中的细节与曲折，我也并未因此变得更强大，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在渐渐地减少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正像打球，你突然就知道怎样用力了。

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如此肯定地喜欢现在的自己，尽管生命中还有一些结没有解开，不过我想快了。

母亲说一想到外婆的病，便连着几夜地睡不着觉，我靠在窗边打电话，眼泪扑簌扑簌地掉。

耳朵胆脂瘤，美尼尔综合症导致听力尽失后，没想到上帝给外婆的耳朵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遗物。如果胆脂瘤的为断不断增大，穿破骨壁，脓液和细菌会直接进入颅内，危及脑髓。82岁的高龄，医生不敢接这样的开颅手术，输液和普通的药物已经失效，医生说连住院都没有意义。

外婆一遍又一遍地对母亲说，熬过这个夏天，也就可以了。

此时此刻，就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里，外婆躺在床上，远处的犬吠，近处的蝉鸣，屋外萤火虫在飞，屋里蟋蟀在跑，邻居家电视的声响如在耳旁，不远处的小溪里，月亮和星星跌落在水里，一丝丝、一瓣瓣儿，潺潺的水流爬过青苔，爬过桥洞，流向远方。乡村的夜晚，天籁亙古千年的平静。而丧失听力的外婆，大概只能听见被神经眩晕的幻境里，死亡由远而近的跫音。

三年前，母亲时常以嗔怪又欣慰的口吻说，外婆终于不像先前那般的见外，学会有一点不舒服就让她去开药了。母亲于是说，你看，人老了都怕死吧。一年多前，外婆有一段精神特别好，见了我会说，你看我怎么这样啊，治好了耳朵皮肤又不好了，皮肤好了头又疼了，真是麻烦的，说完还整整衣角，拍拍衣上莫须有的灰尘，似在宽慰我，也在告诉自己，年纪大了，活着就是对付病痛，她泰然接受。这两天，她告诉母亲，给我买点好吃的吧，我不想吃药了。母亲听不得这样的话，只有找我来叹气。

而我，只能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台灯下，写下这些无力的牵挂。

生如夏花，命若琴弦，任何留住，都是虚妄。我闭上眼睛，月光下的村庄，大片的荷塘，荷花含起花瓣，依然荷香四溢。一阵微风吹来，荷叶上的一颗露珠轻轻滑落。

 

突然又打开了很多想法，有了工作的激情和生活的热情。

这个夏天瘦到只有76斤。伤心被灼的滋味，那么彻底而幻灭，然后胃就真的罢工了，连走路都是晃的。

昨天一个前辈说，他三十岁的时候和我一样，恨不得自己是个全能的铁人，但是四十岁以后逐渐学会放弃，让生活变得简单。那些纠结于心的价值观，在环境里轰塌了破碎了，不代表自己不能坚守，也不要什么都坚守，选取最重要的。

然后，女人，如果能学会傻一点就更好了，实在傻不了，就懒一点。这和单纯不相矛盾，但却是两个境界。

青华姑娘在桂林画画，但愿我从西藏回来以后能赶得及去和她会合。懂得主动去关心老朋友，传递一份淡淡的惦记，生命流逝，世事历练，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为了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

下周四要采访于丹，我从未做过直播，感谢双老师的信任。面对如此强势的女性，我今天一直在琢磨跟她聊些什么，记得当年二面的时候有一道题就是“你怎么看待于丹、易中天现象”，当时看到那道题挺兴奋的，看了那么多年的《读书》、《文学自由谈》，总算派上用场了。

这种相遇，和马丽华老师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前天给马姐姐打电话，请她来坐镇一个重大直播，马姐姐温柔婉拒，直言自己说话比起笔头不利索地太多太多了，那份坦荡与淡然，我唯有尊重。不知道是不是抽烟过多，她的嗓子又哑了很多，山东姑娘说话，抑扬顿挫间的那个转折音，张爱玲说像拉二胡，“话又说回来了”，马姐姐也是这样，像德芙巧克力。

想起三年前那个冬日的早晨，陪她在男厕所门口抽烟的那一幕，呵，我包里今天恰好有白沙。

 

 

 

极累的夜，失眠。

关了灯，想起晚上妈妈在电话里讲的事：路遇父亲和后妻，嫌恶地夺路而逃，发誓再也不去那一带散步。

黄碧云《无爱纪》里，楚楚的父母感情寡淡，终究没有离婚。等到楚楚自己也走过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她忽然明白了婚姻的本质竟是可有可无，进而她也恍然明白，母亲说死了都不要和阿爸合葬在一起的意思，不是不爱更无所谓厌恨，只是可有可无并且已经够了。

周末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去涵芬楼和三联书店看书，坐在书店的楼梯上。我不喜欢去昏暗的咖啡馆看书或者写作，不喜欢一切形式主义，甚至觉得聊天坐马路牙子就很好。书店里看书的效率奇高，6个小时我大概读了10本书，当然有些是择重要章节和篇目来读，读累了就靠在玻璃墙上看看街景，涵芬楼真是简明、亮堂、大方、富80年代感的好去处。读到动情处悄悄地抹眼泪，才听到店员和书友小声敲键盘、讲电话的声音，在王府井这样一个人口流动极为频繁的地方，这份屏息静谧的默契，不看书也是暖心的。

有一次在京郊开会的饭局上，我说起戴厚英的《人啊，人！》，一位大我20多岁的前辈诧异于我竟然读过这个书。是啊，这是一本对我的人生影响不小的书。12岁那年，我偶然在家里的一个抽屉里翻到了一本灰蓝色封面的小说，右下方已经缺了一角，但书还是8成新的。3年后的一个暑假，我百无聊赖地打开这本书，竟一口气看完了，当然也彻底被征服了，如此相貌平常标题普通的一本书，语文老师从来未提及的一本书，居然蕴藏了如此大的能量，因为，是有关中国人的哲学、宗教、家国、学术、爱情，而不是安娜的，不是简爱的，也不是维特的。今天的孩子，大概再难有这样的阅读体会了：心怀纯粹的理想主义和真善美去思考这些问题，一定是灵魂最动人的时刻，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此刻，天使飞过房间”。

晚间看电视，CCTV10《人物》讲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三卷的过程，不禁驻足。这套书当时怎么来到我家里也是不得而知。小学和初中我基本只读《儿童时代》和童话故事、自然故事集，以及《神农架》、《最后一个太监》之类猎奇的书，还有妈妈的《故事会》、父亲的《啄木鸟》和舅舅的《新体育》、《健与美》。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我也不知道姚雪垠是谁，我的童年以玩和傻待着为主，这种有阅读难度的书肯定放弃，所以这套书也就一直没有动，倒是把序言翻来覆去看得溜熟。说来真是讶异于选择性记忆之准确，电视里讲他被打成右派后，怎样在狱中用极其艰困的条件，断头的铅笔、可怜的纸张一口气写下40万字的长卷，而姚雪垠又怎样在李自成的成败故事里影射了自己的历史观等等，这些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套书的序言里不仅写得很详尽，也强烈地为姚雪垠鸣不平，并对他作品的人格高度赞美得不遗余力。

今年夏天的体重一直达不到80，我有些不解，这是多年没有的情况。去年买的裙子，系上皮带都没有型了，洗脸的时候不见脸变小，但掬水一捧，确实有点小惊。布兰妮说我的不长胖是因为饮食结构和习惯决定的，素菜为主，不吃垃圾食品，不吃甜食，不吃早餐，夜间不加餐，天天喝茶等等。一想到这里，我就毫不犹豫地拐进了丹桂，一个人点了西红柿牛腩粉、脆皮草捆鱼和绿豆沙，美滋滋地吃起来。

从涵芬楼出来，买了三样东西：一个蓝印花布封面的汉声螺纹笔记本，来书店蹭书看做笔记用；一个红色的《圣经》笔记本，给自己30岁以后的心灵之路；一本线装书局袖珍版的《弘一格言录》，放在枕边，随便翻翻，是的，随便翻翻就很好。

 

锅里放油，舀四五勺糖下去，小火慢慢熬成糖稀，这是做新疆大盘鸡的第一步。买一把小葱，切成手指长的葱段，铺满整个锅底，再把鸡翅放上去，黄酒老抽中火熬制，这是潮汕菜式。今天，心血来潮把这两个步骤捏在一起做鸡翅，竟也相得益彰，更意外的是，葱段的味道似乎比烤韭菜还好。

每年杨梅熟（老家把杨梅成熟的时节简称为杨梅熟，同理还有柿子熟）去二舅舅家扫荡的时候，二舅妈总会做一道仔姜炒肉片。现在大棚蔬菜无所不能，但初夏确实是仔姜上市的时节，鲜嫩的仔姜除了扑鼻的辛之外，后味中带有甜香。四川人酷爱泡姜，老的嫩的都扔到泡菜坛子里，嫩的做泡菜，老的呢就用来调制鱼香味。被白酒和花椒浸泡之后，姜到底还是温和了很多，也平淡了很多。在我看来，蜀地的很多吃法，多少有些对食材本身的不够信任。

湘鄂菜品中，各种干锅其实味道大同小异，只是变换不同的食材罢了，但里边的蒜瓣经油炸之后，既褪去了冲鼻之气，也能在花椒米椒朝天椒等一代天骄的攻势下不失真味，反而时常比主料口感更好。

S姑娘第一次教我做韩国酱汤的时候，切了好大一盘子洋葱和青辣椒，我说这些都要下锅吗——后来酱汤端上来，我尝到洋葱和青椒的时候，它们早已失却了自身的攻击性——辛辣的能量都贡献到汤里了。

但很多时候，辣椒遇水却是能量升级的，比如超市常见的泰国米椒。做一个夏日人见人爱的拍黄瓜，如果你无辣不欢，我一般会提前一小时拍好黄瓜，蒜末、盐、糖和白醋拌好，然后小心地切两颗小米椒点缀进去，颜色固然是好看的，如果覆上一层保鲜膜搁冰箱冷藏，一小时后端出来，绝对脆爽百分百、辣劲儿百分百。

北方人爱做的京酱肉丝，用黄豆酱勾芡肉丝，尾声时附上大葱切成的细丝做点缀，吃的还是肉。但是十来年前我常见妈妈做一个小辣椒炒肉丝，肉丝却只是象征性的。细长修身的小辣椒，北方的菜场里叫杭椒，一肚子的籽，颜色透明嫩绿的一般口感较好，如果肚子结实颜色深绿，多半是真的只能作调料，朝天椒的妹妹是也。这道菜和川人的虎皮青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没有刻意追求虎皮的黄色而百般在油锅里折磨她们，做得成功与否有一个很简单的考量：微微起皱，泛白的小褶子，嫩绿的愈发绿愈发透明的，尝起来就会如青菜般爽口又保有辣椒的刺激。

辛辣味浓的调料可入菜，很多时候温和的食材遇到一起，却两败俱伤。香菇炒菜心就是典型一例。香菇干泡水还好，鲜香菇几乎完全不可控，时常能掩盖掉桌上所有饭菜的味道，真是伤不起的。若真想在色香味上有更高追求，蔬菜和笋倒是很般配的，也相敬如宾。

近日第一次看《士兵突击》，节奏甚好，观众乐此不疲跟着走。袁朗、史今、成才都不是省油的灯，各种倔驴各种自负各种犟，性格堪比葱姜蒜，脾气爆于辣椒洋葱薄荷。作为本剧主人公，许三多吸纳与过滤着他们身上的辛辣与乖戾之气，无声的钝感还原、提纯了调料本身的鲜香，也丰富了食材自身的层次和深度。如此看来，所谓朋友、知己、爱人，真心诚意地走下去，也并非简单的相知或者互补罢。

 

今天是清华百年校庆，我拿着名片也混进园子里凑个热闹，今天我要假扮一个老头子他朋友的女儿，去参加他们的同学会，然后一起去看过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师。

 

说得太玄乎了。从清华西门进去以后，满园子都是纷飞的杨絮，像是下雪一般的飞舞，我的鼻子痒得不行。去往主楼大概三公里的路上，是平日里不能看到的风景，从1947级到2010级，大家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回到这里，我忍不住驻足给路边一簇簇的清华学子们拍照。许是学理工的关系，清华人都特别朴素，老先生老太太们提着一个黑灰色的小拎包，搀着手站在雪松下，草坪上，说说别后的情景，说说儿女的近况，说说老师的身体。

 

几番辗转之后，见到了我的忘年交。为了掩盖我的记者身份，真的像演戏一样，我搀扶着他出现在他同学的面前，大家一顿笑闹之后就开始合影，拍照。作为文革中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中很多人从插队的田间地头得到从天而降的喜讯，实在是个个都有满腹传说与掌故的。老张荣升研究所的所长了，老李得了脑栓天天得吃药了，老王参透世事提前退休、进军梨园了，老赵老孙老林呢，又把孩子送到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了，正说着，他们当年实验室的老师来了。已然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安徽人的长相，温和又慈祥，关切学生的事业和身体，笑起来暖人又神秘，我的忘年交也已然花白头发，但是在他面前仍恭敬如小学生，老师说话拉着他的手，他的身体一直前倾着，不住地点头。我对他说，清华的老师真好，就像自己的舅舅。他说，我们那时候的老师都是这样的。

 

可惜他们的老师李恒德先生身体不适，拜访计划搁浅。于是我们俩坐在主楼后的台阶上晒太阳，看他给老师带来的作业，当然啥也看不懂。于是他说，我带你逛几个有意思的实验室吧。

 

他所在的系所研究核材料，我们瞎逛到地下展厅，有人在讲解核反应堆的原理，面对一个模型，一个家长带着七八岁的小男孩听得很认真，我和小男孩有的没的问了一堆日本核辐射的问题，我比小男孩还无知，汗。

 

下一站是生物材料的实验室，我们在他学弟的办公室里看稀奇古怪的海洋生物的骨骼，听这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清华老师讲述最近的研究，从抗癌药物到卫星导弹分子材料，甚至养牛，他们说，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延伸，去和别的专业交叉，然后共同完成一项研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学弟老师最近研究出了一种新药物，挽救了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减轻了他们的痛苦，他说，真是很自豪又幸福的。

 

后来谈到清华人的精神，忘年交说起自己单位的小女孩，在一次实验失败之后自作主张改了数据，于是他忍不住朝他发了脾气，小女孩特别不理解，去找领导告状。他正色道：做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失败了就证明肯定有地方不对，连最诚实的一点都做不到，还配做研究吗？他的学弟看起来很忙，但据说经常会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好多家乡的人来访，向他请教求学、专业、科研各方面的问题，他都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用理科生特有的方式：一段抽象的视频，一个创意的自制玩具，一些精致玲珑的教学物件，展示科学的奇妙与趣味，鼓励那些好奇和不够自信的孩子。

 

尾声的时候，谈到了汉字。一老一少开始比拼国学知识：你知道“城市”这两个字的由来吗？你知道为什么咱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吗？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管temple叫“寺”吗？唉，在他们面前，我才知道，世界于我而言真的只是打开了很小的一个门缝。

 

揣着两个踅摸来的稀罕玩意儿，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闻亭钟声，荷塘月色，水木清华，走出西北门之前，遇见了一家四口，妈妈推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宝贝，胸前挂着1998，XXX，边走边给爸爸和奶奶介绍园里的景致。忘年交忍不住走上前去逗小孩：“将来也要读清华哦。”

 

世界读书日，4月23日，我以读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图组织的阅读之旅活动，带着新加入的小同事，跟随专家“阅读”北京中轴线。上了车，发现男女老少都有，于是兴奋起来。

专家名叫朱祖希，直到傍晚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意外得知他是浦江人，浦江哎，黄宾虹和曹聚仁的故乡，也是我外公的家乡。朱祖希老师1955年考入北大，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弟子，侯仁之先生又是顾颉刚先生的弟子，这一脉师承真是瑰丽啊。间隙之际，翻看有关朱祖希老师的文章，写钟鼓楼的文化价值，平实的观点、素朴的语言，偶尔以地理学家节制的抒情起兴，以城市规划学者视角温柔而不失犀利地点睛，很见功力。侯仁之先生为人所知，大概是中国第一个有“申遗”意识的学者，据说他在燕园读大学，同时也在圆明园读大学——他熟悉圆明园的每一个角落，而我们的朱祖希老师，燕园之外的另一所大学是颐和园，他答应我们，下一站，他会带我们读颐和园。

从永定门城楼到正阳门箭楼、城门，再到景山公园的万春亭，最后在鼓楼的城楼上遥望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眺望春色如许的北京。今天天公出奇作美，清澈的蓝天，金色的阳光，春风暖意融融，面前黄色琉璃瓦的紫禁城静谧凛然，近处的巨蛋远处的大裤衩，隔膜而怯弱。下午5:20，身后五个小伙子把五面大鼓敲得震天响，我第一次在鼓楼上听鼓声：鼓声绵密厚重、恢弘硬朗，而我却第一次觉得北京这座城，一点点变得柔软起来。

国图的读者也是藏龙卧虎、气象万千。有三位可爱的老头儿，学理工科的，每一个都生猛新鲜，活蹦乱跳，语出惊人，是三本厚书也；两位来自不同外企的年轻人，一男一女，都对寺庙文化极有兴趣，观点和见解之专业令人钦佩；也有来自媒体和研究所的大姐，给了在场的人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甚至有来京照看孙儿的文艺女外婆，为我们勇敢提出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当然，国图小分队也非常精干，他们来自名牌大学的各类专业，知书达礼，目光里有纯净的东西，所以做的事情实在又温暖。

雕刻时光没有打烊，但我们的聚会真的要散了，每个人的心都被装了满满一袋子，幸福地走出咖啡馆，走向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晚风。

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只是没有雨。

四月的阳光，满街满树的杨絮，从绿油油的心形叶子里被沙尘拽出来，痒，干，疼。

S小姐走了，Q也再难回来了，过些日子，布兰妮也会去异域的某个城市，今后谁和我一起上厕所？

从心底里为她们祝福，也一夜之间，陡然感到内心空了许多。我不是一个容易认识新朋友的人，她们一个个离开了，北京变得更大、更没有边际了。

上一次，有人跟我说北京的大是13年前。那一天，我们坐在川师学生会前的草坪前，看翔子他们排练枪花的《knocking on the heaven's door》，那个叫ZD的大个子新疆男孩走过来和我搭讪，说他在北京驻唱的生活。他六弦琴和贝斯技法都很纯熟，也是一个主音吉他手。那个时候我们这帮人只是简单地上课、吃饭、弹琴、排练，只有ZD和他的朋友小志是在北京的酒吧混过，于是也玩到了一起。

因为没有父母供给，ZD和小志的生活几乎没有来源，有一次去他们租的房子吃饭，阿丹还买去了一袋米。ZD说他做饭很好吃，我们去一看，原来只放一点点油和盐，许是他的话和炒菜时的认真给我们施了魔法，真的很好吃。那个晚上，我们七八个人在阁楼上吃完饭，便躺在阳台上看月亮，成都的夏天有多舒适记不得了，但那夜是满天的星星，月亮也很清亮，我们没有谈理想，没有谈未来，仿佛只是约略说了家乡。

前些日子和布兰妮去疆进酒看了一场小演出，有马条、郝云、冬子、吴虹飞等等，酒吧里很是燥热，人挤人，都在发微博，消费民谣歌手的颓废、技巧、情怀和才华，甚至矫情和发泄。比较喜欢马条和冬子，不只是因为他们不耍贫嘴，不卖弄情调，而是歌声里有真的东西。更重要的，他们歌声里粗砺的质感和清澈的柔情，让我想起了ZD和小志。

十多年前，成都的酒吧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当然现在发达的也都是流行歌曲为重的粉馆子。做乐队、搞创作哪个时代都是很艰苦的，ZD经常中午或晚上不吃饭，只喝一些水，就算扛过一顿了。在一个没有摇滚音乐土壤和创作自由表达的国度，我们尽管拥有无数个像来自明尼苏达州某个风沙滚滚矿区的鲍勃迪伦那样的音乐男孩，也尽管拥有半打像Woody Guthrie这样的民谣偶像可供朝拜，但一天天的，我们摇滚的声音里只有弱弱地不爽，只有被包装的自嘲——就像中国电影即便达到百亿了，但是中国电影土壤依然还是未开垦的盐碱地一样，没有金斯堡、凯鲁亚克，没有觉醒与反抗，无法疯狂与释放，甚至没有时代的噪音，ZD只是ZD，马条大概也只能是名叫马条的一枚男歌手而已了。

无论他们是仍在坚持，还是懵懂地识时务地放弃了，都是不容易的。在这个国度里，大多数的情况是，由于只能听着别人自由歌唱，自己最后只好去卖唱了。毕业的时候，一群人中，只有翔子选择了继续把音乐这个副业当成主业，被一个只能唱张宇的歌的男生拉着组一个乐队去酒吧商演，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便是在他的乐队里培养了张靓颖和谭维维两枚超女。翔子当年写过一首颇为清新的《如风的你》，很多场合都唱过。从技术层面来说，键盘、弦琴、即兴作曲、录音合成他几乎全能，但是音乐并不保证让一个人活得清晰、明白、与时俱进，甚至完全南辕北辙，也并不一定让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富足，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知道，台上那个人和他演唱的歌是否活在同一个时空里。

大学毕业前，收到了ZD托阿丹给我的信，一封是对我的叮嘱和祝福，内容套封在另一封他给北京的一双朋友的信中，谈他在成都和我们这圈朋友的生活，以及对北京这对情侣的祝福：大意是北京很大，生活艰难，虽然他败下阵来了，但你们既然千辛万苦在一起了，就要互相珍惜。20出头的人，笔调却冷静如40岁。没过多久，ZD和追他良久的一个成都女孩好上了，在川音附近开了一个琴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经常弹琴，弹布鲁斯？

深夜了，《knocking on the heaven's door》，枪花的主唱，很像小志的声音。一遍一遍地敲，一遍一遍地唱，窗外阒寂一片，苍穹深黑：妈妈，天越来越黑了，天堂有门吗？

 

第一次去玉渊潭，春天总是让人动容，放慢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

惟愿一年之中，无论身在何处，有更多的时间去迎接晨曦、晚霞和月光。

小时候的晚上，一家人在院子里喝茶、聊天、赏月，那个时候我喜欢泡一杯新绿茶加点白糖，香甜纯美，男人们总在讨论天上一闪一闪的是飞机还是卫星，或者国际国内局势，以及红色年代的狗血故事。那个时候，明天、未来，就像三国与水浒里的旧事一样邈远、不疾不徐。

一

年前去天津出差，遇到一位女司机，纹过眉毛、化了妆，50多岁的北方女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婚姻畸形、破碎的女司机，身后的男人同样好吃懒做、脾气暴躁、无从摆脱。她问我可曾结婚、是否恋爱，于是就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女相依为命，20年过去了，孙女到了婚嫁的年龄。第一个追她的小伙子长得不错，各方面条件都好，孙女问老太太什么意见，老太太说那你就领男孩子上家来一趟吧。于是在一个周末，姑娘领了小伙子来见老太太，老太太说家里正好没有蜂窝煤了，今天你们去帮我买煤吧，俩人就手牵手去买煤了。过了不久，煤买来了，码完了，老太太把孙女叫进房间，说你再看看吧，不着急。过了一段时间，孙女说又相了一个小伙子，老太太还是让她先领人上家来一趟，小伙子来了以后，照例接到了买煤的任务。这一次，小伙子问老太太，附近的煤店具体在哪个位置，然后就对姑娘说，我自己去，你就在家待着吧。没一会儿，煤买回来了，小伙子不仅把煤玛得整整齐齐，还用火钳把每一个煤饼都通干净了，这一切都完成后，姑娘的手干干净净。这个时候，老太太就把小伙子叫进房里，对他说，我孙女毛病很多，你以后要包容她，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女司机对我说，姑娘，以后找朋友一定要“听其言、观其行”，千万别被表面现象迷惑。

意识到自己看穿了人生的真相，对命运了无任何神秘的期待，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情。我体味着女司机几十年苦涩冰冷的婚姻，从少女到母亲的数十年历程，有多少人是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就年华老去、无能为力了。晚上在电话里，母亲和我讨论天气热了是剪短头发烫好还是扎起来盘起来好，后来她冷不丁来一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扎头发一点都不好看了。我的心抽了一下，我的钱包里一直放着她年轻时的照片，让女儿去接受母亲老去的现实，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

二

我承认自己遇到了信仰危机，我需要一种力量支撑着我继续走下去。虽然我不知道这种力量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是爱情、亲情，也不是音乐、文学或艺术。我甚至无法描述内心的困苦。是我一个人这样吗？在这个急弦繁转的时代面前，三十年积聚起来的对世界的认知与某种信念在一个又一个瞬间悄然崩塌、断裂、化为灰烬，表面上那么充实那么忙碌，而事实上那么焦灼那么吃力。

前几天因为做节目认识了台里的一个泰国专家，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初次见面普通人的相貌，甚至穿衣打扮也不是入时的。但是坐在她的旁边，十分钟二十分钟，我被感染。因为在异国他乡，有时很寂寞很想家，她就会去八大处，那里有佛牙舍利塔，她去到舍利塔前，念经、静坐，调适内心，回来后整个人就好了很多。在泰国，他们家有一个自己的佛教基金会，印经书、刻CD，免费分发给信徒，每天早上做好斋饭去广场上施给来化缘的僧人，等等。我对泰国的小乘佛教所知甚少，却真切地感受到她的身上自有一种光芒。

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有精神生活的，但是现在似乎不确定起来，不，确定了爱看书会唱歌，那些都不一定是。每一次周末和母亲的通话，都会言及二舅的病情以及康复的状况。如果不是二舅的中风，我无法体会我的上一代人之间的亲情与伦理，那些三字经、二十四孝里的话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虽然他们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

前些日子读《歌德谈话录》，歌德说他占了一个大便宜，“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际会，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他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人”。相比较那些十八九岁的少年，他庆幸当德国走进一个非常成熟的时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老人，他人生的节奏始终和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合拍。

可是现在，国家、时代如离弦之箭在飞驰，我找不到“我”了。

 

 

 

 

地坛，4月11日，史铁生作品诵读会

“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

——《我与地坛》

守岁之夜，我在西郊凤凰岭温泉镇的一个村子里，参加一个国学沙龙。席间有一个宗教学女博士坐在我身边，高高的个子，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唱了《高天上流云》和《天仙配》里的董永，总是张罗着给大家盛牛尾汤，女主人盛赞她颇有将才，适合做女高管，将来必成大事，她却只笑答说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做贤妻良母。在他右手边坐着一位加州来的洋鬼子，中文不太流利，她就一直在给他做同传，英语很流利。敬酒的时候我跟她说，她让我想起了史铁生笔下的这位女工程师。

然而，深受透析之痛多年的作家史铁生，却没能和我们一起守岁。在他离开人间的这一天，如果知道还有一位普通的读者想起并和人谈起他的作品，不知会否感到一丝欣慰？来到北京的这几年，每到四季变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对四季的那些比喻，是一个罹患残疾多年、人生信念几近被摧毁的北京本地男青年对这座城市、对残缺人生平静、通透、清澈却依然孤独的目光。冬天，在他的笔下，“冬天是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烟斗”。

 

加缪说，哲学最终极的命题都绕不开死亡，19岁就突然残疾的心怀运动员之梦的史铁生就在地坛里想了一遍又一遍，想了一年又一年。每次读到他的散文，我时常想，当代的很多作家都应该感谢他，因为他用生命来写作的庄严和深刻，因为他用疾病的痛苦和心灵的煎熬所换来的文学高度，从某种意义上掩饰了很多当代随笔的苍白和龌龊——至少我们还有一篇当代散文可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对于死亡本身，史铁生没有借助宗教，20年前就把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放下了：“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

是的，那也是我们。

尽管刚赶完稿子回家，眼睛疲倦得像是要看不见了，但还是想写点什么，趁烧水的间隙。

今天接待了来自新西兰的一位小听众，7岁的萱萱小朋友，在妈妈和姐姐的陪伴下，冒着5级大风于零下三度的午后时分来到我们眼前，真是难以言说的感动。

小姑娘在新西兰出生、长大，黝黑的皮肤，梳着马尾辫，是那种有着毛茸细发的光额头，端坐着听我们说些寒暄的话，腰板一直是挺着的，两只小手一直趴在咖啡厅的桌子上，非常之娴静！我跟布兰妮在她面前显然手足无措、辞不达意，问她总是有问必答，却因中文不太流利很少插话，而且嘴角总有一丝浅浅的笑意——当我一想到她习惯用英语来思考问题，却能用如此东方的眼神看着我们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感叹：自己好白领范儿，好俗气，然后~不用考试的小学生就是简单、纯粹啊！再然后，好的家教真的是很不一样啊！

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想法。机房录音的时候，我、布兰妮和她妈妈用各种方式引导她，让她说出我们需要的话，她总是歪着头思考一下，用自己认为合适的语言组织出来，一般不会跟着我们的提示走，却每每都给我们以惊喜。临别的时候，布兰妮没有穿大衣，就送到大厅门口，她突然转身看着布兰妮说：“甜甜姐姐再见！”然后摆摆小手，把布兰妮同学萌得外焦里嫩。我把她们送到大门口的时候，她又很郑重地看着我：“王老师再见！以后再见！圣诞快乐！”五级的大风把她的脸瞬间吹红了，我赶紧催促她们赶去地铁站，却依然听见她在我身后连连说“王老师再见……”。

我们在一幅“有朋自远方来”的书法前合了影，这大概是我最小的一个“朋友”了，真诚希望她的未来和新西兰的阳光一样灿烂。

 

为了写一篇专题稿件，熬了一个通宵，都七点多了。

在办公室磨蹭了一个下午加晚上，浏览了一些背景，查找了一些名词，昨晚11点回家前，刚找到切入点。期间打了N多张草稿，写了四五个提纲，后来正文动笔以后，又三次推翻标题和要点，问题很庞大，内容很庞杂，当然，我也很笨。

没有人逼我那么用力去写。但是昨儿个采访的机遇和状态都不错，有两位年过50的女前辈，她们对该领域的了解和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对我触动很大——我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以后很少会有机会像这样深入又全面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再动笔了，好，你现在素材和观点够丰富和深刻了——那么，你能写一篇什么样的稿子呢？

于是认真地拿出会场上的文件一字一句地阅读，渐渐读出其中的关键词和重点，拿出当时的采访录音，暗暗惊叹身边的前辈不经意的提问，都那么切中要害。我的标题和立意也从最初的哗众取宠、大而化之，变成最后的普通平实。

不过，把一个问题想清楚的感觉真好。至于表述，优美的文笔之外，简洁、有力、准确，我欠缺的实在太多。

人生，是很有趣的。

看完了《客途秋恨》，又打开许鞍华的《女人四十》，点睛的这句台词，在我们咂摸机缘、情感、理想和命运的时候，是多么的意味深长。

长长的张自忠路，长长的地安门大街，午夜北京的街头好安静，好安静。我们并肩走着，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十年前的六月，欧洲杯决赛的那晚，也是这样的凌晨时分，我们在狮子山下的校园里散步，咸咸的夜风一阵阵吹来，仿佛要吹皱我们的记忆。

十年后的今天，你的手指依然那么修长、干净和漂亮。我们在酒吧里点了一首《加州旅馆》，我拿出罗兰录了下来，我多么希望下一次，我能录下你弹的莫扎特的《魔笛》。十年了，我们第一次像这样促膝长谈，却发现彼此的成长、坚持和蜕变如此惊人的步调一致、棋逢对手，而我们情感的轨迹和遭遇却又如此的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在一顿苍白的婚姻中围困十年，还是在自我放逐的理想主义等待中悠游十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们还会这样活吗？人生，真是好有趣的。

所谓初恋，是第一次用原始的直觉和冲动去拥抱另一个人的灵魂和身体，我相信这样的感觉只能有一次。如今，隔了十年的光阴，面前站的这个人，还是有那么灵光一现的时刻击中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还是会有游离的眼神去憧憬命运赐给我们电池满格的缘分，你，也还是那个葛优范儿的你，我，也还是那个夕阳中瘦削剪影的我。

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我说。在含泪的目光中互道珍重，实在是很过瘾的。

 

10月1日。北京航天城。

她是我的同事，曾经在CCAV某栏目混迹过。“二姑娘”奔月的直播报道中，她作为另一个频率的记者也在现场采访，我们共享一个嘉宾。6点45分，我起身送嘉宾去吃饭，她“腾”地站在我们面前，“你不能走”，我抬起眼皮问道：“你想干什么？”“我们后方节目出了状况，现在我要采访他，让他和我们前方主持人做连线。”这时候嘉宾发话：“那你想问我点什么？”“我也不知道。”“嘉宾还没吃饭，等你想好了再说”，我已经相当不耐烦。“那就把你刚才怎么问的嘉宾，让他照样又重复对着我们的主持人说一遍呗，反正我们不同的频率又不存在竞争！”语气之轻佻，仿佛在责怪我不够大度。我尽量抑制内心的愤怒，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她说：“我们的问题是按照发射前三十分钟设计的，现在还有十分钟就要上天了，你确定你要用我的提纲吗？”她于是作罢，并无理要求嘉宾十分钟后再来现场。嘉宾走后，我借口上厕所追出去，向嘉宾一再道歉。

9月29日，国家大剧院。

继上海演完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后，科隆歌剧院在这里演莫扎特的《唐璜》，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看歌剧。虽然是喜剧，依旧被感动，又有些伤感。当年的外国文学史课堂上，我只知道唐璜是一个叫人恨不起来的浪荡子，但那时却并不明白，他何以不朽，直到莫扎特的音符从古钢琴的键盘上缓缓淌出，直到马尔特曼浑厚高亢的嗓音在剧院上空悠悠响起。欧洲评论家说“唐璜就是我们自己”，是的，他是我们潜意识里怎么舒服怎么来的那个自己，纵情贪欢，大胆追逐，与追杀者诙谐周旋，与质问者坦荡应对，生命何其乏味、琐屑、冗长，我们是多么渴望抛开道德、忘记意义，哪怕触犯天条、恣意妄为地活一回啊！

莫扎特的伟大毋庸置疑，他用光明、欢快的音乐塑造了不需要忏悔的唐璜，大概只有音乐才有如此深厚的慈悲，能让这个不道德的生命如此晶莹透明。感谢同为水瓶座的莫扎特。

 我想起9月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武定路看一群年轻人唱京剧。证券大厅的夜晚，他们没有舞台，没有带妆，他们一人身兼数行，更多的人唱腔稚嫩，但却从四面八方风雨无阻地赶来。观众多是街坊四邻的爷爷奶奶，端坐在大厅的椅子上聚精会神，也有下了公车急急回家的路人，笑眯眯地听上一会儿，还有背着旅行包的老外游客闻声进来，为女旦用力鼓掌。我放弃了采访计划，坐在一角静静聆听，感觉好幸福。

第一次发现，来自工作协调上的委屈，竟无处可以澄清也无从可以去辩白，再辛苦的工作都不会压倒我，但是畸形的机制和绝望的会议会让我彻底崩溃。我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工作，三十岁的时候，是否要变换节奏了？

明天又要去上海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欣已经不在北京了。我们的专辑最终只录了四首歌，每首都有和声，虽然唱功和琴艺都一般般，但毕竟是自弹自唱一气录下来的，而且欣同学多少还算是业余主音吉他手，所以仅是为留个纪念的话，我们已经做到了认真和虔诚。

今天在机房里录最后一遍的时候，伤感提前到来——下次一起唱歌，会是何年？上一次，像这样俩人坐在一起练琴唱歌，是十年前。

转眼之间，2010年都要入秋了，今年没有读几本书，很是难过。余下的4个月，争取读完以下四本英文小说：《the catcher in the rye 》、《to kill a mockingbird》、《tess of the d'urbervilles》、《the godfather》，以及中译本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最近时常出现梦魇的现象，据说还会尖叫，以致神思恍惚，腿脚无力。晚上和两个姑娘去吃了麻小的大排档才把惊给压回去了。因为鸭脖几乎没味儿，辣炒花蛤的嘴也没有张开，我还过去指导了下大排档的师傅，他修养很好的样子，看着我笑了笑，不置可否。好吧，不思进取的家伙。石景山因是乡野之地，故而吃大排档的地方倒是有几个，浩浩荡荡的，像农村摆酒席，人声鼎沸，蔚为壮观。

夏天于我是晚睡早起的季节，而且不吃早餐几乎要死掉，但愿能把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其实我这种不吃早点的人，对早饭还蛮挑剔的，不吃包子、花卷、北方豆腐脑、油饼、鸡蛋灌饼、煎饼等等，要说理想的早餐，我喜欢吃阳春面、稀饭油条加小菜以及潮汕小吃里的珍珠花菜猪肝汤。阳春面看上去很简单，但一定要用手擀面才劲道，在碗底先放榨菜丁若干、盐巴一点点、猪油一小勺、热面汤少许，待面条从煮锅里捞出来后，再舀一勺滚烫的面条浇在上头，撒上南方小葱的葱花，欧了。稀饭油条加小菜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早餐，白米粥熬得稀一些，到市场上买刚炸好的油条，小菜呢可以是油炒萝卜丁，也可以是家庭自制八宝菜，即红萝卜丝、白萝卜干丝、香肠丝、千张丝、豆芽、香菇丝放在一起炒，可以根据口味自己搭配。如果有心，应该还有一个小碗里，是放红腐乳的，那种巨大的瓮里用筷子夹出来，五分钱一块的豆腐乳，齐活。潮汕人的早茶内容很浩荡，他们是准备吃到中午的，故另当别论，但是那道珍珠花菜猪肝汤至今令我怀念。遴选最新鲜的猪肝清水白煮，什么都不放，待到变色即将起锅时，放入摘洗干净的珍珠花菜，烫个几十秒钟即可起锅。珍珠花菜味微苦，可缓解猪肝的腥味，但新鲜的猪肝其实并无异味。这道汤是用来清肠的，早上吃正是适宜。

唉，我现在喜欢做饭比喜欢看书更甚N倍了，在厨房里听广播、开着免提和朋友们闲聊，然后一边做饭，真是惬意无比的事情。有啥办法呢，为了把日子过成月子，挣着保洁的钱，操着菲佣的心，我认了。

忘记是哪一期的三联上看到采访编剧兰晓龙，谈到戏剧信仰，谈到怎么工作得快乐，谈到市场的肯定给他带来的成就感，哪怕是很世俗的那种成就感，谈到有人写剧本都写抑郁症了，他说，这么做会缩短做这行的寿命，本来你如果用一个戏来养一个戏，始终保留对这个东西的爱好，那么你或许可以干上20年。但是你若用力过猛又方法不得当，很可能在5年内就消耗得一干二净了，消耗掉的不仅是自己的才情，还有对这个东西的爱好。极其划不来。

其实他是在说一种混沌、中庸的职业价值观。在我看来，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处理得好坏与否甚至比婚姻、爱情还决定你人生的幸福感。那些看上去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的人，那些能够把兴趣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幸福的人儿，那些过上了以工作来养爱好的奢侈生活的平民英雄们，其实和是否懂得理财关系不大，他们无一不是在荆棘丛生的职业生涯中迂回辗转、匍匐穿梭，最后落英缤纷、花草鲜美的，你见过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吗？

“养”，真是一门艺术。以前当语文老师，多看书就是养，这很明确也不难做到。现在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工作节奏快、工作量大，不由分说的时候也多，头一年的时候只觉得不断往外掏，屡有被掏空的焦虑。现在的要义，则更多是怎么一边把少量的宣传任务对付过去，或者尝试着做软一点，一边做自己喜欢的选题，同时还要不断地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做自己未曾涉及的工作，辛勤地总结，用心地体会，不断地学习，我逐渐明白了兰晓龙算的5年和20年的这笔账，人这一辈子，小账可以糊涂，大帐必须清醒。

或许，真正让人这一生可以摆脱孤独的，既不是男人手头即将燃尽的烟头，也不是女人怀里总有一天要去外地上大学的宝宝，人啊，还得学会自己和自己玩儿，这样，方可自己养“活”自己。

今天和欣儿去游泳了，水有些冰凉，我呛了好几回。和前几年相比，胆子变小了，都不敢去深水区，憋一口气能游七八米，抬起头来也能游七八米。游完泳回来的路上，我们趿拉着拖鞋，披着一头湿发，像不像刚从河里洗澡回家的两个小朋友？盛夏的黄昏只剩可爱的遐想。

前两天单位的小同胞们组织杀人，我因为蹭饭就参加了，然后就顺便学会了。才玩了两把，结果都抽到自己是K，两把都没有被人识破，以后有机会我要多玩。总是不合群也不太好。

台湾街的试营业让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夜市去了三回，把该吃的好吃的都吃了。前天一个人去地上的杨记甜品，吃他家自制的西兰花虾仁水饺，一口气十五个眼睛都不眨一下下。布兰妮同学对西兰花和虾皆过敏，她说“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凶器？”

现在只要是周末，我若没有别的安排，欣就会来家里练琴，其实歌儿还是这些歌儿。空下来的时候，我在打听录音棚，印刷厂的事宜，也会想想CD的文案。有时候觉得人生很神奇，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坐下来抱起吉他，再一次唱起《梦田》的时候，陶醉依旧，眼里的光华依旧。

其实有很多话要说，7月份很丰富。去了青岛采访，也结识了当地有趣的文人。去了平谷的山上参加国学夏令营，嘉宾把他自己认识的好玩的人走马灯似的介绍给我们，有一个德国人令我印象深刻，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之外。周围的女朋友走马灯似的在感情上亮起了红灯，又一次坚定了我非婚的信念。总之本来可以更勤奋的，可以写更多文字的。

但是没有心情去大段铺陈。十天前二舅突然罹患中风，至今仍在重症病房，外婆尚不知情。母亲身体状况受到重挫，一夜之间听力和视力急剧下降，血压和心脏也不太好。虽然年届三十，我开始有些心理准备，对于家庭和人生的变故，但当变故真正来临的时候，之前做的所有准备真的只是一句空谈。尤其在一个中国家庭中，倒下一个有威望的男性长辈真的不亚于一次强地震，从此以后，年轻的一辈或许幡然醒悟，褪去青涩，逐渐懂事，挑起大梁；年老的长辈却在精神与体力方面日渐式微，直到燃尽风烛残年的最后一点微光。

顽劣的是命运，悲情的是人生。

妈妈最心疼的弟弟。

今天，因为委屈，和悲愤交加，突然中风了。

每次看见他的背影，我都会想起四个字：父爱如山。

还有那羞涩的笑。

我的四个舅舅都长得很俊秀，都有一样羞涩的笑。

妈妈和他们的感情都很好。

我很羡慕他们。

 

来上海之前，我每晚10点半多躺在沙发里准时把节目调到少儿频道，等着看《花园宝宝》。去年在LUCY家里陪遥遥看的时候我差点睡着，最近却看得眼泪哗哗的，也不对，叫“噙着眼泪”，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淘气的依古比古总是趴在森林小路上不肯去睡觉——然后俺就满足滴关上电视，进房间睡鸟。

舒适、安全的《花园宝宝》，是多摸底有童心啊，而且是我能接受和认同的那种森林和童话，古典、简单、无厘头、超时空、做白日梦、有一帮不爱动脑筋的好伙伴。

看某一天的《新闻调查》之“三问世博”，董倩采访美国馆的负责人，他们讨论的是美国馆为什么迟迟建不起来，其实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参加世博会，或者说在美国人看来为什么世博会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质疑。

在世博园里待了一个星期，左顾右看散漫地逛了一些之后，还真觉得美国人的判断是极其准确的。开这么个大party，日本悠游于东方式哲学的修行中，俄罗斯抛却厚重文明的负累，以童话、儿童、童心轻盈表达，北欧依然奉行简单快乐的自然主义……中国，依然耽溺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的政治狂欢中，极富权力象征的建筑外形和恶俗到家的展览内容，再一次证明，在中国花点政府的钱玩艺术，是要玩出怪物来的。当然，上海世博会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和少年儿童有了出门透透气的好机会，还是好的，只是人太多了，去哪里都要排队，我真担心中国的孩子今后会患上“展览恐惧症”。

and，我不晓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拍照。法国人最知道中国人好哪口，但凡名贵的体现品味的全搬过来了。因为光怪陆离的投影太多，而且大多地方黑乎乎的，搞得众多拍客不知所措，连连抱怨怎么拍不清楚呢？到了七幅名画那一廊里，90%的人都在使劲地隔着玻璃拍哦拍哦，我一度怀疑法国人是不是搞了赝品过来所以才这么放心地任你们折腾。谁都知道，这种照片拍回去几乎没有人会看第二眼，唉，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不会用眼睛看世界了？

我来上海的正经事，其实是去拜访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先生。12号，我们约在五原路的张乐平旧居，张乐平的儿子和女儿也在。出身于音乐世家的王伯伯真是幸福的人哪，从小就和阳翰生、张乐平、秦怡、赵丹这些腕儿们这么熟，成年后又改行做了电路行业，现在成为协会领导，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外面跑——这一辈子，演员也当过了，还有自己的专业，过得忒值了！他的言谈举止间，还是三毛那股劲儿，我有几次都忍不住要笑起来的，问他为什么身体这么好，他总结说有两点：一是小时候吃过很多苦，第二就是不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这周的主要任务是见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会一下在上海的N多姐们儿。

 

北京的夏夜，雨一直在下，写完了一篇稿子，我拉开窗帘，看着窗外无尽的黑夜，我想，对于富士康的那些孩子来说，不知道此时此刻又有多少无助的灵魂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七八年前看加缪的哲学小书《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花了全部篇幅几乎都在说关于自杀的思考，我想我当时是不太明白的，只是感叹于西西弗在山脚下推石头的人生，如此现实的虚无怎会变成哲学上所谓融荒谬与崇高于一体的经典典故。当然，今天也还是没有想明白。但是今天却比那时候更明白了现实的虚无。我想那些自杀的孩子多半是看到了现实人生如此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虚无，无论有怎样具体的个因，他们感到虚无的背景终归是一样的：和父辈一样不高的收入、一样面对冰冷的机器重复机械的劳动、一样面对疯狂演变的物质世界、一样在国家的前进加速度中被狠狠甩在队伍的末端。但是相比九十年代初，他们的收入缩水更厉害了，他们聊以弥补心理落差的收入优势荡然无存，他们在城市里即便工作再辛苦，也无法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获得更多的尊严。

而且，相比他们的父辈，这批八零九零后的新一代，有着和父辈一样的乡村身份，一样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却没有像父辈一样做好离乡背井、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他们的童年因为父母出外打工，并没有在物质上遭受多少委屈，同时也没有在意志上得到多少锤炼，当从城里回家的农民工尽量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时，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的子女即使将来读了大学，也并不比当年小学文凭的自己挣得多。但是，时代不同的是，电脑和网络让全球化真正渗透到每一个孩子的价值观中，别人的生活——天堂，自己的生活——离天堂到底有多远？就这样，他们开始怀疑人生了。

很多人会谈到新一代农民工失地带来的精神皈依的缺失。多年前看一篇文章里说到《水浒》不是农民起义而是游民造反的问题，说没有地的人就不属于农民。其实现在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土地被征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孩子拒绝子承父业才是事实。我不知道心理上已经拒绝当农民的他们是否还仍旧属于农民工。

为什么不愿意当农民？这是政府要反思的。传统农业、中医、戏曲，一样一样没落下去，因为他们太慢了，唉，我又开始伤春悲秋起来——保八就像春药，把中国一直绑架在高潮的状态中，过多久会阳痿？我不知道。

发展的悲剧——在我的心目中，这才是世博会上应该讨论的问题。而事实是，上世纪70年代的大阪世博会，已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了，但是，中国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我觉得自己已经离羽化登仙不远了。为毛我空下来就逛淘宝逛得两眼发昏，忙起来就精力超人、完全忘记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淘宝的东东，总之，为毛我的人生离规律二字总是那么鞭长莫及捏？

好了，闲言碎语不多讲，贡献两个段子给百无聊赖的网民吧，段子的主人公是我自己。

2008年

那会我鬼使神差地超喜欢北京话里“二”这个词儿，而且仔细观察周围人对“二”之内涵的体悟和表述，我觉得浑身上下自己就是方圆一公里内最适合这个词语的一枚女性了。因为我的年龄比同来的这批同志基本上要大，比老同志们又小很多，所以在某一个吃错了药的黄道吉日里，在办公室里大放厥词：“我姓王，名叫王肖，在家里排行老二，以后凡是比我小的可以叫我二姐，比我大的可以叫我二妹。”当即引爆办公室一众男女的笑穴，大家纷纷觉得这个江南女子实在冒牌。A领导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后来每次来嘉宾的时候，不管对方是多有名望的学者还是多有潜力的青年才俊，都跟人这么介绍我，只是对方多半因为猝不及防而难以理会其中幽默，所以A领导也不知不觉地二了一回又一回。

2009年底

春晚节目单敲定以后，我们要对节目进行审查，包括我自己的吉他弹唱。那天嗓子状态很不好，而且很久没在人前弹了，所以磕磕绊绊弹了下来，自己甚觉理亏。机房里坐着六七个人，B领导是晚会总导演，他觉得偌大一个舞台，吉他独唱是否太空太轻灵，欲对我提议增加伴舞，我当时顿了一顿，非常镇定地说：“不用，我觉得我还是压得住台的。”许是很久或从来没见过我这么自信爆棚的人，静默了五秒钟，B领导和众人仍尚未反应过来，B领导讪讪地说，那好吧。过了三个多月，我以为大家都没注意我当时那惊人错愕之语，直到有一天在我座位上聊天的时候，B领导和当时见证的另一位苏菲玛珊女士，忽然谈起这个桥段，开始爆笑，大谈当时被我雷倒的种种内心独白，从此，“二姐我还是压得住台的”成为又一个经典段子。

 

年底的春晚以来，这开春以来的节奏基本上就没有从容过。前两天做哀悼日特别节目，部门为大家集体在单位的宾馆订了房间，以前我自己偶尔会在单位通宵劳作，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紧张工作不多，所以其实也是蛮刺激蛮兴奋的，像小时候的大年夜守夜，像大学里通宵点蜡烛打双扣。

这次的特别节目中，我采访了一位经常去玉树的探险家，一位由国土资源部组织的此次地震地质考察专家组的老师，还有一位武警总医院前往玉树医疗抢险的神经外科专家，还详细询问了4年前曾经去过那里的表姐。感触特别深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其实适用于各个行业，假如一个人在年轻、体力好的时候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经历更多的事情，他的视野、胸怀，他的勇气和良知，他对个体生命、他对人类未来的认识、责任感都会很不一样。除了我表姐，前两位都是在半夜或者清晨六七点钟采访的，他们在玉树几乎就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刚从玉树赶回来的武警医院的医生，自己还没缓过劲来，早晨9点多，依然准时到我们台底下准备上直播。我每次说打扰说怕招待不周，他们总说，把那里的情况和感受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关心，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我表姐说，当她走在嘉那玛尼堆旁，有三四个藏族妇女从她身旁走过，一边转着经筒一边祈福，那一刻，虽然她和她们走在同一路上，但一定分属两个世界。我们节目的另一位音乐家嘉宾是玉树人，第二天便赶到那里的寺庙去当志愿者，帮他们抬尸体，帮寺庙一起做亡灵的超度。两位地质专家都或含蓄或直白地表达了对政府在三江源地区修建大大小小水库的质疑，甚至很鲜明地告诉我，那些关于造成西南干旱和那项大工程之间因果关系的传闻，在地质学的角度来说绝对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小头而已，漠视地质学的规律固执地上马这样的特大型项目，今后要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但是前进中的这个国度，在被保八争九的强迫症完全感染以后，这样的振臂之呼又将过多少年，才能真正被聆听，被吸纳？

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苦难的救助，除了在媒体上去强化去放大去延长个体在肉体上的痛苦之外，除了捐钱捐物之外，除了灾后心理重建的疗伤之外，我们对灾民的帮助和关注是不是可以更有距离感，更含蓄一些。尤其一点，灾民、逃荒、瘟疫，一场大的灾难，不断去强化和渲染，会让丧失家园的人更觉得自卑、无望，这也是为什么汶川一年后仍然有被救的人自杀的原因。我甚至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演艺界明星，从作家到导演、演员，只知道站到舞台上捐款，绝少有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镜头去丈量去寻访，从加缪的《鼠疫》到好莱坞的《辛德勒的名单》、《生死朗读》，是当代中国实在太过功利了，人们都不思考哲学问题了还是旁的政治原因，总之在新闻之外，关于一场灾难中的人性的光辉和脆弱，关于信仰，关于生死观，理论上都可以而且应该有更加深入的挖掘和更为丰厚的表达。

 

春天到了，大家都忙什么捏？我还是来叨叨美容经好嘞。

首先，我把头发烫了，受办公室卦友的撺掇和胁迫，烫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卷发，暨再就业后的第一个卷发，以及三十年来的第一个短卷发。感谢石景山审美店的8号师傅，他和曾经无敌的2号师傅一样，缔造了平民消费的新信心。卦友们说，你去烫一个秀兰邓波尔的头吧，开玩笑，我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咋好意思跟师傅说“给我烫一个秀兰邓波尔的头吧”，尽管这个师傅是个看了《老大的幸福》的伤感结局一个星期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的性情中人。但是，我发誓，在烫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祈祷，等下洗完后会出现一个三十岁的老邓波儿，许是我的诚意感动了上天，上帝啊，这两天每一次和布同学上厕所，对镜洗手的那一瞬间，她都会像复读机一样说：“哈哈，真的很像秀兰邓波尔的发型哦。”

春天的北京异常干燥，我在做了大量美容功课的基础上，又开始全方位、立体化地折腾我的巴掌脸。昨儿晚上去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亡》，那个男主角不要太入戏哦，我坐在第三排离过道隔一个座位的位置上，都能被他挥舞出来的汗水和喷出来的口水溅到，好在布兰妮坐在里头，不然她肯定回家洗十遍都不过瘾。当然，孟京辉的东西还是不错滴，恶搞《茶馆》那段，我们俩差点没笑晕过去。说起洁面产品，春夏季节来临之际，晚上卸妆的时候，还是要用泡沫型的比较彻底。梦妆、雅顿摩丝和日系的一些洁面粉，芙丽丝芳和雪肌精，都是比较赞滴。话说我们后来逛到了屈臣氏，我终于下贱手买了相宜本草的四倍蚕丝面膜，相比较玉兰油，这个还是很实惠的，而且效果也不错。当然，她们的广告文案也做得相当成功，这是很多央8每晚的那些国产化妆品广告所远远不及的。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人生中第一次使用护肤品，是大一时候买的安安洗面奶，一年以后换成了佳雪，一年以后换成了旁氏。大学毕业的头两年基本用玉兰油的。23岁那年，第一次鬼使神差地买了一瓶资生堂盼丽风姿的乳液以后，便基本上踏上了美容护肤的本科学位攻读阶段。现在，我往自己的书架上瞥一眼，从脸部和眼部护肤再到简单的彩妆和香水，加起来足足有25个瓶罐，还不包括护手霜、身体乳和护发用品。我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化妆品有了越来越强烈的依赖，尽管这种依赖中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有50%源于一种心理投射。不知道有无心理学家研究过，女性对化妆品永动机般不知疲倦的追求，是否是内心焦躁、不自信、自恋、自怜、自我安慰、过分自我的表现，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亮丽的衣着、发型、首饰等美丽的名片之外，化妆品品牌所标榜的玻尿酸、金缕梅、鼠尾草、橙花油、深海萃取等有机、阳光、矿泉成分，以及以benefit为代表的极其烧包的资本主义少女品牌的对女性自我风情的发掘和煽动，真的是会给女人营造一种美丽幻象的。有一天早上，我用了雅顿的24小时水感系列护肤完毕，涂上梦妆的智慧隔离，再搽上benefit的高光修容粉以及著名的玫瑰腮红，臭美臭美地去上班，一路上用相对多情的目光看居委会的大妈和小卖铺的大叔以及小区门口修车的大爷时，除了某房产售楼小姐多看了我两眼之外，他们均没有放下手中的挑担，故意歇脚，更没有人因为想多看我两眼，撞到电线杆上和别人吵吵嚷嚷。来到单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问布兰妮，我今天涂了腮红，好不好看？布同学杏眼儿圆睁一秒钟，说，没看出来。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好皮肤是睡出来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三个女作家的脸。10年前的陈染，5年前的王安忆和三年前真人版的严歌苓。10年前的陈染，文字已呈疲态，并且自恋、自伤，对世界的判断武断多于理性，偏颇多于包容，我清楚地记得她那厚施粉黛的略显浮肿的小脸，嘴唇很红但仍然无法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大大的眼袋上挪开，那个时候，她的文字就像她因失眠过度、少见阳光而整体肿胀的眼袋一样，嗅不到生活的气息。5年前的王安忆，还不像今天这样，被文学青年们尊称为王安忆奶奶，但是她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发型和装束，现在衬她的肤质和神情，真的就是相当的妥了。那应该是她茹妈妈那一代人的脸型和气质，搁在今日，尤其是上海滩，便多少觉得她耽溺于自己罗嗦、铺陈的文字中，于她固执而低调的回避自己女性性感的一面颇有关联。严歌苓首先也是相信心灵美的，但是她也不排斥女人展示自己的性感，前两天还看见她和一众文化艺术名媛的盛装照出现在某时装杂志上，她的身边是高圆圆。三年前，我在北师大的阶梯教室看见前来座谈《第九个寡妇》的严歌苓，当然，她出身于舞蹈演员，这是不一样的，但同样是厚粉底血红唇大眼袋，我却在她的神采和眉宇间捕捉到了不同于陈染的那份快意恩仇。有一次看老六的博，说经常和严歌苓去吃新街口的麻辣烫，呵，在陈染道出“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程度，最根本体现在他在金钱上对她的态度”这种仿亦舒式的理论时，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也无望地投资一辈子的资产去挽回一场赤裸裸金钱交易的姐弟恋，只有严歌苓，一直在写宇宙间的那些强大、执着、笨拙的傻女人，一直在用陈旧的背景和老套的剧情在一次次塑造天地间心怀大爱的地母。一切的一切，只因为她相信，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情，是真的。

在台湾，朱天文也是不施粉黛的。但是她蓄着粗粗的两根大辫子，书卷气，优雅，古典，年轻时她穿黑色的大衣，美的安静又舒展。她的妹妹朱天心，一直是可爱的童花头和娃娃脸，可爱又邻家，哪怕是站到颁奖的舞台上，也是T恤加牛仔，掩饰不住的青春逼人。去年在节目中看见她的采访视频，发型居然还没变，四十多了吧，一颦一笑间，顽皮与才情丝毫未减，真是神奇啊！说远了，在天文姐姐的《荒人手记》中，她对奢侈品牌漫不经心的书写可不是浅浅涉猎就能完成的，“世纪末的华丽”得是真刀真枪写出来的。恩，明天有空再把它拿出来翻翻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从前看不下去的书，开始慢慢看得下去了，真是既有成就感又颇为伤感的事情。

最后，我想诉说一个宏伟大志，有朝一日，做一个化妆品文案、概念、外观设计和女性心理学、文艺美学方面的论文。呵，我的志向不要太多哦！

 

青华同学画的插画，CD成品过几天才能拿到。辗转了N回，最后付梓在这张上。终于可以给青华同学一个交代了。